传统社会治理主要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经济治理主要是指政府通过一定的组织和制度，对国家或一定区域的经济事务进行控制、影响的活动和过程。除直接的经济措施外，经济治理也可能不同程度地通过政治、军事及文化治理来实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各政权对以云南为主的南中地区的治理问题得到了研究者的重视，但集中于统治过程、郡县设置、官吏治迹、军事活动、文化发展等方面，经济方面虽然涉及了农牧业、工商业等，但多被看作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状态，*方铁，方慧.中国西南边疆开发史[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方铁.西南通史[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何跃华.云南通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未系统讨论对南中地区的经济政策，甚至认为元朝以前历代均不见在这样区域的经济政策方面有所建树。*方慧.略论元朝在云南的经济法制措施[J].云南社会科学,1996，(5).本文从郡县民、大姓、少数民族和经济部门方面讨论各政权对南中地区的经济治理，以期更全面地反映和总结这一时期对南中地区的治理政策和经验。 一、引　论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今云南及贵州大部和四川南部地区被称为南中。三国的蜀、吴、魏，两晋、成汉，南朝的宋、齐、梁，北朝的前秦、西魏、北周先后控制过南中或其部分地区，对地方、军事体制以及少数民族作出不尽相同的制度安排。 建安十九年(214年)，刘备控制南中，改犍为属国朱提郡，改犍为都尉为庲降都督。不久孙吴“诱导益州豪姓雍闿等，率郡人民使遥东附”*[西晋]陈寿.三国志·吴书·士燮传[M].孙盛注本.北京:中华书局,1999:881.。建兴三年(225年)，蜀汉平南，析置了郡县，以庲降都督“总摄”南中军民。*[西晋]陈寿.三国志·蜀书·李恢传[M].孙盛注本.北京:中华书局,1999:775.咸熙元年(264年)，南中降魏。晋代魏，改庲降都督为南中都督。*[西晋]陈寿.三国志·蜀书·霍弋传[M].孙盛注本.北京:中华书局,1999:747.泰始七年(271年)，置宁州。*[唐]房玄龄，等.晋书·武帝纪[M].北京:中华书局,1974:61.太康初，“州郡悉去兵”*[唐]房玄龄，等.晋书·山涛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1227.，宁州“兵未宜约损”*[唐]房玄龄，等.晋书·陶璜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1560.，但转州刺史统领。五年，“罢宁州，诸郡还益州，置南夷校尉”*[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大同志[M].任乃强校注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441.，“持节统兵镇南中”*[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M].任乃强校注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247.。 永宁元年(301年)，李特举兵益州，控制了南中部分地区，但设治不稳定，一些郡县频繁易主，实际多为南中大姓控制。太安元年(302年)，西晋“复置宁州”*[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M].任乃强校注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254.，由“刺史复兼兵民之政”*[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八十一·太康元年[M].北京:中华书局,1956:2575.。永嘉时期，“益州民流移在荆、湘州及越嶲、牂柯”，西晋在越嶲置侨郡县，*[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大同志[M].任乃强校注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470.以后几次析置了南中郡县。东晋永昌元年(322年)，王敦“自领宁、益二州都督”*[唐]房玄龄，等.晋书·元帝纪[M].北京:中华书局,1974:156.，宁州军事转归其他都督数州军事节制。咸和八年(333年)，“南中尽为(李)雄所有，惟牂柯谢恕不为寿所用，遂保郡独为晋”，实际上，永昌郡由“吕氏世官领郡”*[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M].任乃强校注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257.，越巂“还属益州”*[唐]房玄龄，等.晋书·地理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4:441.，仍属晋。 永和三年(347年)，东晋灭成汉，重新控制宁州。由于战乱，宁州郡县析分、整合仍频繁，爨氏等大姓成为实际控制者，而永昌郡“值南夷作乱，闽濮反，乃南移永寿，去故郡千里，遂与州隔绝”*[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M].任乃强校注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286.。东晋末，南蛮校尉“改曰镇蛮校尉”*[南朝·梁]沈约.宋书·百官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4:1255.。宁康元年(373年)，前秦据蜀，“西南夷邛、筰、夜郎等皆归之”*[唐]房玄龄，等.晋书·苻坚载记[M].北京:中华书局,1974:2897.，部分南中土著转投前秦。 元熙二年(420年)，南中归宋。元嘉三年(426年)，刘宋“分遣大使，巡行天下，……驸马都尉、奉朝请潘思先使宁州”*[南朝·梁]沈约.宋书·裴松之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1700.，以后又派遣了宁州刺史和一些郡守，侨置了一些郡县；爨氏子弟还须赴京入质，“万里归阙”受任。*[南朝·宋]爨龙颜碑.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第一卷)[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406.但南中并未全部纳入控制，大明八年(464年)，萧惠开为益、宁二州刺史，仍希望“收牂牁、越巂以为内地”*[南朝·梁]沈约.宋书·萧惠开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2201.。升明三年(479年)，南中归齐，陈显达为都督益宁二州军事，*[南朝·梁]萧子显.南齐书·陈显达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2:489.统辖宁州军事。但“诸爨氏强族恃远擅命”*[南朝·梁]萧子显.南齐书·州郡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2:303.，高帝“遣大使分行四方”，“以交、宁道远，不遣使”*[南朝·梁]萧子显.南齐书·高帝纪[M].北京:中华书局,1972:34.。武帝时，在宁州也勤派刺史，析置和侨置了一些郡县。中兴二年(502年)，南中归梁。作为抵御北魏入川的重要基地，梁以宗室执掌包括宁州在内的中西部地区军事，但宁州刺史仍辖州兵。大同中，萧纪“持节都督益、梁等十三州诸军事……，西开牂柯”*[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五八·大同五年[M].北京:中华书局,1956:4903.，“南开宁州、越巂”*[唐]李延寿.南史·武陵王萧纪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1328.，对南中的控制有所扩大。 承圣二年(553年)，宁州降西魏并改南宁州。“自剑阁以南，得承制封拜及黜陟”*[唐]令狐德棻.周书·尉迟迥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1:350.，由爨氏等大姓继续控制。恭帝三年(556年)，南宁州转属北周，但“土民爨瓒遂窃据一方，国家遥授刺史”*[唐]魏征.隋书·梁睿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2:1126.。随后，分南宁州东北部置恭州，平越巂置西宁州，由北周直接控制。 对南中少数民族首领历朝仍有分封和认定，并保留一定政治经济权力。蜀汉有“苏祁邑君”、捉马“邑侯”，“旄牛田句毗王”*[西晋]陈寿.三国志·张嶷传[M].孙盛注本.北京:中华书局,1999:779～780.；东晋仍有“句町王国”*[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M].任乃强校注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303.。更多是分散的小首领，西晋南夷校尉“统五十八部夷族”*[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M].任乃强校注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247.；还有很多“无君长总统，各以邑落自聚”*[唐]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文公十六年[M].引[西晋]杜预.春秋释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581.；但一些大首领下有小首领，蜀汉越巂叟大帅高定元下有“斯都耆帅李承之”*[东晋]常璩.华阳国志·蜀志[M].任乃强校注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205.。一些时期少数民族也有反叛力量，如越巂叟大帅高定元“举郡称王以叛”蜀，*[东晋]常璩.华阳国志·蜀志[M].任乃强校注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205.五茶夷帅于陵承等叛晋，*[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M].任乃强校注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254.越巂斯叟反成汉。*[东晋]常璩.华阳国志·李特雄期寿势志[M].任乃强校注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491.不同部族也互有争夺，梁时宁州“群蛮不识教义，贪欲财贿，劫篡相寻”*[唐]姚思廉.梁书·徐文盛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3:640.。 与政治、军事治理相适应，控制南中各政权在维持全国政策一般性的同时，根据南中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展开了针对郡县民、大姓、少数民族及各经济部门的经济治理。 二、对郡县民的经济治理 蜀汉对秦汉时期移民南中形成的郡县民的赋役多依汉制，土地“三十而税一”*[东汉]班固.汉书·食货志[M].北京:中华书局,1962:1135.；口赋“民年七岁至十四出口赋钱，人二十三”*[东汉]班固.汉书·昭帝纪[M].注引如淳.北京:中华书局,1962:230.，“人年十五至五十六出赋钱，人百二十为一算”*[东汉]班固.汉书·高帝纪[M].北京:中华书局,1962:46.。昭帝以后“二十三始傅”*北京钢铁学院冶金系工农学员.盐铁论译注·未通第十五[M].北京:冶金工业出版社,1975:138.，“男子赐爵一级以上，有罪以减，五十六免；无爵为士伍，年六十乃免老”*[清]纪昀等.四库全书·史部·汉官旧仪·卷下[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12.。徭役“一月一更”*[东汉]班固.汉书·昭帝纪[M].颜注引如淳.北京:中华书局,1962:230.，“岁一事”*[东汉]班固.汉书·贾捐之传[M].颜注引如淳.北京:中华书局,1962:2793.。兵役“为正一岁，屯戍一岁”*[东汉]班固.汉书·食货志[M].北京:中华书局,1962:1137.，至蜀汉降魏时仍可“征兵南中”*[西晋]陈寿.三国志·蜀书·谯周传[M].孙盛注本.北京:中华书局,1999:763.。 蜀汉南中驻军也“分兵屯田，为久住之基”*[西晋]陈寿.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M].孙盛注本.北京:中华书局,1999:687.，味县“故庲降都督屯也”*[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M].任乃强校注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272.，霍弋曾为“参军庲降屯副贰都督”*[西晋]陈寿.三国志·蜀书·霍峻传[M].孙盛注本.北京:中华书局,1999:747.。汉制军屯大致是“赋人二十亩”*[东汉]班固.汉书·赵充国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2:2986.，以小亩计约为内地民户“一夫百亩”的1/2；收获“计除众费”*[西晋]陈寿.三国志·魏书·邓艾传[M].孙盛注本.北京:中华书局,1999:577.，余为军储。东汉罪人徙边直接为屯兵，“妻子自随，便占著边县；父母同产欲相代者，恣听之”*[南朝·宋]范晔.后汉书·明帝纪[M].北京:中华书局,1973:111.。类似，“诸葛亮诛(常)房诸子，徙其四弟于越巂”*[西晋]陈寿.三国志·蜀书·后主传[M].注引[东晋]孙盛.魏氏春秋[M].北京:中华书局,1999:666.，也应为屯兵。按汉制“兵持官牛者，官得六分，士得四分；自持私牛者与官中分”*[唐]房玄龄，等.晋书·傅玄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1321.。 南中归魏，郡县民应按魏制“其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西晋]陈寿.三国志·魏书·武帝纪[M].注引[北齐]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9:19.。晋灭吴后，“凡民丁课田，夫五十亩，收租四斛”*[唐]徐坚.初学记·宝器部·绢[M].引[西晋]贾充.晋故事[M].北京:中华书局,1962:657.；户调“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绵三斤，女及次丁男为户者半输。其诸边郡或三分之二，远者三分之一”；赋役年龄为“男女年十六已上至六十为正丁，十五已下至十三、六十一已上至六十五为次丁”*[唐]房玄龄，等.晋书·食货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4:790.。征兵应按“有二丁三丁取一人，四丁取二人，六丁以上三人，限年十六以上，至五十以还，先取有妻息者。其武勇、散将家亦取如此比”*[唐]许敬宗.文馆词林·卷六六二·晋武帝伐吴诏[M].北京:中华书局,1985:221～222.。太康初，南中赋役人口有户，*[唐]房玄龄，等.晋书·地理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4:439.应按边郡或远郡执行。南中军队也被抽调到外郡作战，如永宁元年(301年)，李特举兵，“南夷校尉李毅又遣兵五千助(益州刺史罗)尚”*[唐]房玄龄，等.晋书·李特载纪[M].北京:中华书局,1974:3027.。西晋又“寄军政于农事，吏士大小，并勤耕稼”*[西晋]陈寿.三国志·魏书·王朗传[M].注引[西晋]陈寿.魏名臣奏[M].北京:中华书局,1999:309.，南中军队应有屯田，收获作为吏士“凛赐”*[西晋]陈寿.三国志·魏书·高堂隆传[M].孙盛注本.北京:中华书局,1999:532.；屯兵仍是“持官牛者与四分，持私牛与官中分”*[唐]房玄龄，等.晋书·傅玄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1321.。 李特举兵后，“蜀民皆保险结坞，或南入宁州，或东下荆州”*[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八五·太安二年[M].北京:中华书局,1956:2682.，又逢建宁大姓李叡、毛诜及五苓夷帅于陵承反晋，“破坏郡县，没吏民……。晋民或入交州，或入永昌、牂牁，半亦为夷所困虏”*[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M].任乃强校注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254.。至太安元年(303年)，西晋几乎丧失了南中的赋役人口，称“七郡斗绝”*[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M].任乃强校注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254.。永嘉时期，“益州民流移在荆、湘州及越嶲、牂牁。施置郡县，就民所在”*[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大同志[M].任乃强校注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470.，由于是侨郡县，侨民未经“土断”不记为赋役人口。 成汉规定“其赋，男丁一岁谷三斛，女丁一斛五斗，疾病半之。户调绢不过数丈，绵不过数两”*[东晋]常璩.华阳国志·李特雄期寿势志[M].任乃强校注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485.。宁州刺史任回也“招流民于外”*[东晋]常璩.华阳国志·李特雄期寿势志[M].任乃强校注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485.。但由于与两晋反复争夺南中，制度很难执行，“南夷初平，威禁其肃，后转凌掠民”*[东晋]常璩.华阳国志·李特雄期寿势志[M].任乃强校注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492.。咸和二年(327年)，成汉破越嶲斯叟，“移郡民于蜀”*[东晋]常璩.华阳国志·李特雄期寿势志[M].任乃强校注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492.。但越嶲仍有驻军，类似“修晋寿军屯”*[东晋]常璩.华阳国志·李特雄期寿势志[M].任乃强校注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492.，驻军也可能屯田，李寿杀李期，“徙其妻子于越巂”*[东晋]常璩.华阳国志·李特雄期寿势志[M].任乃强校注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498.，即可能为屯兵。 东晋初，“宜简流人，兴复农官”，流入南中的人口也可能有屯田，“一年中与百姓，二年分税，三年计赋税”*[唐]魏征.隋书·食货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2:792.。咸和二年(327年)，东晋开始“土断”*[唐]姚思廉.陈书·高祖纪[M].北京:中华书局,1972:1.，但维持了西晋赋役。咸和五年，“成帝始度百姓田，取十分之一，率亩税米三升”，南中大姓的利益也应受到压缩。“哀帝即位，乃减田租，亩收二升”*[唐]房玄龄，等.晋书·食货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4:792.。至永和二年(346年)前，在永昌、越巂等郡因战乱人户缺载的情况下，南中赋役人口下降到户，但仍承担着赋役。永和三年，毛穆之迁督宁州诸军事、宁州刺史，可能在宁州募兵*何跃华.云南通史(第二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261.，后迁太尉参军“以所募兵配之”*[唐]房玄龄，等.晋书·毛穆之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2125.。 太元二年(377年)，东晋“除度田收租之制，王公以下口税三斛，唯蠲在身之役”*[唐]房玄龄，等.晋书·食货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4:792.，恢复按人丁征税；田租、户调依旧要“结评百姓家赀”*[唐]房玄龄，等.晋书·刘超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1875.，“令九品以上租，使贫富相通”*[南朝·梁]沈约.宋书·王玄谟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1975.，南中大姓的利益也得到恢复。太元八年，在前秦的压力下，“增百姓税米，口五石”*[唐]房玄龄，等.晋书·孝武帝纪[M].北京:中华书局,1974:232.，又取消服役者免调，“举召役调，皆相资须”*[唐]房玄龄，等.晋书·范宁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1986.，南中也是“百姓单贫，役调深刻”*[唐]房玄龄，等.晋书·会稽王道子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1734.。以后“其课，丁男调布绢各二丈，丝三两，绵八两，禄绢八尺，禄绵三两二分，租米五石，禄米二石。丁女并半之”；赋役年龄为“男女年十六岁已上至六十为丁。男年十六亦半课，年十八正课，六十六免课。女以嫁者为丁，若在室者，年二十乃为丁。其男丁，每岁役不过二十日。又率十八人出一运丁役之。其田，亩税米二斗。……历宋、齐、梁、陈，皆因而不改”*[唐]魏征.隋书·食货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2:674.，但实际各代仍有调整。 刘宋改九品相通的田课、户调和杂调为以户为单位的“调粟、调帛与杂调”三调，*[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三八·永明十一年[M].北京:中华书局,1956:4335.及按“桑长一尺，围以为价，田进一亩，度以为钱”征收的赀税，*[南朝·梁]沈约.宋书·周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2094.但士人仍可免赀税。赋役年龄改为“十五至十六宜为半丁，十七为全丁”*[南朝·梁]沈约.宋书·王弘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1321.，征发民丁“便普三五，咸依旧格”*[清]严可均.全梁文·卷三十五[M].引[南朝]江淹.江淹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378.。由于蜀中战乱人口涌入，刘宋在宁州北部还侨置过一些郡县。至大明八年(464年)，南中赋役人口虽进一步下降到户，*[南朝·梁]沈约.宋书·州郡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4:1182.但仍承担着赋役，升明二年(478年)沈攸之攻武昌，“建宁太守张谟率二守千人攻之”*[南朝·梁]沈约.宋书·沈攸之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1940.。南中也是罪人及家属谪戍屯田之地，泰始四年(468年)“诏定黥刖之制”，斩刑遇赦“徙付交、梁、宁州。……家口应及坐，悉依旧结谪”*[唐]李延寿.南史·宋明帝本纪[M].北京:中华书局,1975:81.。按始兴郡“大田武吏年满十六，便课米六十斛”*[南朝·梁]沈约.宋书·徐豁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2266.，南中谪戍屯田大致也是“六四收租”*钱穆.国史大纲(上)[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332.。 萧齐，永昌郡“有名无民”，宁州“蛮夷众多，齐民甚少”，实际是“诸爨氏强族恃远擅命”*[南朝·梁]萧子显.南齐书·州郡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2:303.。但武帝时在宁州也“勤派刺史，刺史多置郡县”*何跃华.云南通史(第二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280.，南中仍承担一定的赋役。萧梁，南中无人口记载，萧纪开南中时也只有“贡献方物”*[唐]李延寿.南史·武陵王萧纪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1328.，但作为抵抗北魏入川的重要基地，宁州仍多次募兵出征。天监时期，宁州刺史李略*[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四六·天监四年[M].北京:中华书局,1956:4551.、任太洪先后率兵入川；*[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四八·天监十四年[M].北京:中华书局,1956:4614.侯景之乱，徐文盛持节督宁州刺史，“召募得数万人来赴”*[唐]李延寿.南史·徐文盛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1554.。 西魏、北周，爨氏控制下的南宁州，“每年奉献，不过数十匹马”*[唐]魏征.隋书·梁睿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2:1126.。但恭州、西宁州的州县民应承担赋役，“有室者，岁不过绢一匹，绵八两，粟五斛；丁者半之。其非桑土，有室者，布一匹，麻十斤；丁者又半之”，但“丰年则全赋，中年半之，下年一之，……若艰凶札，则不征其赋”*[唐]魏征.隋书·食货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2:679.。西魏大统以后，“凡人自十八以至五十有九，皆任于役”*[唐]魏征.隋书·食货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2:679.，规定“丰年不过三旬，中年则二旬，下年则一旬。凡起徒役，无过家一人。……若凶札，又无力征”*[唐]魏征.隋书·食货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2:679.，实际是“八丁兵”*[唐]魏征.隋书·食货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2:680.。北周保定元年(561年)，改“为十二丁兵，率岁一月役”*[唐]魏征.隋书·食货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2:680.。 值得重视的是东晋以后南中赋役人口的不断下降，主要是“大量汉族夷化”*何跃华.云南通史(第二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194～195.，原因被认为是“自晋在南中衰败，汉户失其特殊地位，亦渐不复分别夷户、汉户”*方国瑜.南北朝时期爨氏对南中诸郡的统治[J].思想战线,1982，(5).。事实上，在中央政权强大时，多是“边郡吏民多放纵”*[东汉]班固.东观汉记·王阜传[M].北京:中华书局，2008:501.；相反“夷愈强盛”，则“破坏郡县，没吏民”*[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254.。东晋霍承嗣墓壁画显示，大姓部曲中“‘夷部曲’地位最低，他们必须在已经归化的身着汉装的‘汉部曲’监视下行动”*汪宁生.云南考古[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97.，但即使在大姓长期控制下，包括汉部曲在内的汉民地位也未固化。从经济治理的角度看，赋役的“夷轻汉重”实际是汉民“夷化”的原因，如“宋民赋役严苦，贫者不复堪命，多逃亡入蛮”*[南朝·梁]沈约.宋书·夷蛮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2396.。 三、对大姓的经济治理 与内地豪强发展相似，西汉末在移居南中的官吏、领军和豪强中产生了有别于夷王夷帅的“大姓”。内地“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南朝·宋]范晔.后汉书·仲长统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3:1648.，南中因地理条件不一定有大规模田庄，但仍存在以大姓为中心的经济共同体。*尹建东，陈斌.论汉晋时期南中大姓经济的构成及发展特点[J].学术探索,2013，(7).内地“身为豪杰而役使乡里人”*[东汉]班固.汉书·黄霸传[M].颜注.北京:中华书局,1962:3628.，西北“诸降羌布在郡县，皆为吏人、豪右所徭役”*[南朝·宋]范晔.后汉书·西羌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3:2886.，南中大姓则把移民、戍卒和夷民占为部曲。*林超民.汉族移民与云南统一[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3). 蜀汉平南后仍以大姓控制各族，按“强者为兵，羸者补户”*[西晋]陈寿.三国志·吴书·陆逊传[M].孙盛注本.北京:中华书局,1999:993.，“分(青羌)羸弱配大姓焦、雍、娄、爨、孟、董、毛、李为部曲，置五部都尉”，又“以夷多刚狠，不宾大姓富豪，乃劝令出金帛，聘策恶夷为家部曲”*[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M].任乃强校注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241.。按部都尉“营千人”*[南朝·宋]范晔.后汉书·乌桓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3:2983.，“一夫挟五口”*[东汉]班固.汉书·食货志[M].北京:中华书局,1962:1125.，“五部”仅青羌部曲就有2.5万人。但部曲并不完全是“私人武装”*林超民.汉族移民与云南统一[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3).。东汉末“领军皆有部曲”*[南朝·宋]范晔.后汉书·百官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3:3564.，部曲随将领迁转，将死“兵当分给”*[西晋]陈寿.三国志·吴书·孙皓传[M].孙盛注本.北京:中华书局,1999:866.，也可被剥夺，建宁太守杜俊即“夺大姓铁官令毛诜、中郎李叡部”*[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M].任乃强校注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254.。 蜀汉，一些将领留居南中成为大姓，其部曲也成为军事移民。南郡霍峻“兄笃，于乡里合部曲数百人”，后“峻率众归先主”；峻卒，子弋领永昌太守，迁建宁太守；蜀汉降魏，弋“举以内附，咸因仍前任”*[西晋]陈寿.三国志·蜀书·霍峻传[M].孙盛注本.北京:中华书局,1999:747.；“弋卒，子在袭，领其兵”*[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M].任乃强校注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247.，在子彪为晋建宁太守、成汉宁州刺史。*[东晋]常璩.华阳国志·李特雄期寿势志[M].任乃强校注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492.巴西马忠为牂牁太守，迁庲降都督，忠卒“子脩嗣”*[西晋]陈寿.三国志·蜀书·马忠传[M].孙盛注本.北京:中华书局,1999:777.；晋入交趾，忠子融为交趾太守；于陵承反晋，拥建宁太守忠子恢为宁州刺史。*[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M].任乃强校注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256. 南中归魏时，“魏氏给公卿以下租牛客户，数各有差。自后小人惮役，多乐为之，贵势之门动有百数”*[唐]房玄龄，等.晋书·王恂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2412.。西晋“官品第一至第九，各以贵贱占田”，“又各以品之高卑荫其亲属，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宗室、国宾、先贤之后及士人子孙亦如之。而又得荫人以为衣食客及佃客”*[唐]房玄龄，等.晋书·食货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4:790.。为限制地方，灭吴后又令“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唐]房玄龄，等.晋书·山涛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1227.，“诸州边远，或有山险，滨近寇贼羌夷者，又置弓马从事五十余人”*[唐]房玄龄，等.晋书·职官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4:745.，但宁州“唯兵是镇，……州兵未宜约损”*[唐]房玄龄，等.晋书·陶璜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1560.。南中“诸姓得世有部曲”*[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M].任乃强校注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309.，占田、荫人也“惧徒为之法，实碎而难检”*[唐]房玄龄，等.晋书·李重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1311.。 李氏据蜀后，大姓或附汉或依晋，占有部曲还有扩大。太安元年(302年)，大姓毛诜、李叡叛晋，李猛“应之作乱，众各数万”*[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M].任乃强校注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253～254.；建兴四年(316年)，“平夷太守朱提大姓雷炤害南广太守孟桓，帅二郡三千余家叛降于李雄”*[唐]房玄龄，等.晋书·怀帝纪[M].北京:中华书局,1974:124.，大致是1.5万人。 东晋恢复了“给客制度”，并试图通过“实编户”*[唐]房玄龄，等.晋书·成帝纪[M].北京:中华书局,1974:183.，“征之势门，使反田桑”，但“诸王公贵人左右、佃客、典计、衣食客之类，皆无课役”*[唐]魏征.隋书·食货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2:674.，因此“南北权豪，竞招游食，国弊家丰”*[唐]房玄龄，等.晋书·颜含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2286.。王敦之乱后，大量兵、吏被用于屯田以解决官员俸禄，“都督可课佃二十顷，州十顷，郡五顷，县三顷。皆取文武吏医卜”*[唐]房玄龄，等.晋书·应詹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1860.。又有“送故之格”，“方镇去官，皆割精兵器杖以为送故，……送兵多者至有千余家，少者数十户。既力入私门，复资官廪布，兵役既竭，枉服良人”*[唐]房玄龄，等.晋书·范宁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1987.。南中赋役人口的下降，可能有部分就沦为大姓部曲。内地佃客“其佃谷皆与大家量分”，南中大姓部曲也应“大率如此”*[唐]魏征.隋书·食货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2:674.。 刘宋，“州置将不得过五百人，吏不得过五千人。兵士不在此限”*[南朝·梁]沈约.宋书·武帝纪[M].北京:中华书局,1974:57.。元嘉九年(432年)，宁州出现战乱，“百六遘衅，州土扰乱”，爨龙颜“收合精锐五千之众”，“肃清边嵎”*[南朝·宋]爨龙颜碑.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第一卷)[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407.，所置将吏大致符合规定；而按南朝“发三五丁”之制，*[南朝·梁]沈约.宋书·孝义传·孙棘[M].北京:中华书局,1974:2256.控制人口大致是1.25至1.5万户。元嘉二十七年，刘宋实施“七条征发”，压缩了官员的荫族权，“既立此科，人奸互起，伪状巧籍，岁月滋广”*[唐]李延寿.南史·王僧孺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1462.。而南中赋役人口的大幅度下降正是在之后的大明八年(464年)，其中可能就有大姓为维持自己的收益，纵容甚至指使部曲转为夷民，以逃避朝廷赋役。 萧齐，南中赋役人口丧失殆尽，永昌郡“有名无民”，宁州“蛮夷众多，齐民甚少，诸爨氏强族恃远擅命”*[南朝·梁]萧子显.南齐书·州郡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2:303.。萧梁，“有爨瓒者遂据南宁之地，延袤二千余里”*[北宋]宋祁等.新唐书·南蛮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6315.；萧纪开南中，爨控也仅“贡献方物”*[唐]李延寿.南史·武陵王萧纪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1328.。西魏、北周，爨氏控制下的南宁州“每年奉献，不过数十匹马”，但对内可能有较沉重的赋役，所谓“闻彼人苦其苛政，思被皇风”*[唐]魏征.隋书·梁睿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2:1126.。 四、对少数民族的经济治理 蜀汉少数民族赋役多袭汉制，新归附的民族先纳贡，再转部都尉管辖并按《蛮夷律》承担赋税，最后转郡县管辖并承担赋役。*林浩.秦汉中央政府对云南边疆地区经济治理考析[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5，(5).蜀汉初，称庲降都督管辖下的南中“远夷之地，平常无所供为”*[西晋]陈寿.三国志·蜀书·谯周传[M].孙盛注本.北京:中华书局,1999:763.。但雍闿反叛时，“益州夷复不从闿，闿使建宁孟获说夷叟曰：‘官欲得乌狗三百头，膺前尽黑，螨脑三斗，斫木构三丈者三千枚，汝能得不？’……夷以为然，皆从闿”*[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241.，说明各族仍有按《蛮夷律》模式的赋税。 诸葛亮平南后，称“今吾欲使不留兵，不运粮”*[西晋]陈寿.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M].注引[东晋]习凿齿.汉晋春秋[M].北京:中华书局,1999:684.。但离南中时以夷人“其俗征巫鬼，好诅盟，……乃为夷作图谱”，亦“画部主吏乘马幡盖，巡行安恤。又画夷牵牛负酒，赍金宝诣之”*[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247.，实际仍确定了各族赋役，随后“赋出叟、濮耕牛、战马、金银、犀革，充继军资，于时费用不乏”*[西晋]陈寿.三国志·蜀书·李恢传[M].孙盛注本.北京:中华书局,1999:775.。新归附的各族也贡纳，如张嶷在越巂迫使捉马夷帅魏狼率“种落三千余户皆安土供职”；又“遣使将(旄牛夷帅狼)路朝贡”*[西晋]陈寿.三国志·蜀书·张嶷传[M].孙盛注本.北京:中华书局,1999:780.。蜀汉还在各族中推广牛耕技术，诸葛亮“令人教打牛以代刀耕”*[清]纪昀等.四库全书·史部·滇考·卷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27.，一些民族“慕武侯之德，渐去山林，徙居平地，建城邑，务农桑”*[明]杨慎.滇载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5:1.，可能执行了郡县赋役。汉制部都尉管辖的各族无兵役和徭役，*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211.但蜀汉“移南中劲卒青羌万余家于蜀，为五部，所当无前，号为飞军。分其羸弱配大姓焦、雍、娄、爨、孟、董、毛、李为部曲”*[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M].任乃强校注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241.。在越巂也置邛都夷“七部营军”和叟人“四部斯儿”*[东晋]常璩.华阳国志·蜀志[M].任乃强校注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205.。一些民族还有劳役，张嶷在越嶲“缮治城郭，夷种男女莫不致力”*[西晋]陈寿.三国志·蜀书·张嶷传[M].注引[西晋]陈寿.益部耆旧传[M].北京:中华书局,1999:779.。 由于地方可在一定范围自设条教，*白寿彝.中国通史(第4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831～832.蜀汉对南中各族的赋税也可能在几种模式之间调整。类似“马援平交阯，上言太守苏定张眼视钱”*[东汉]班固，等.东观汉记·马援[M].北京:中华书局.2008:422.，“条奏越律与汉律驳者十余事，与越人申明旧制以约束之”*[南朝·宋]范晔.后汉书·马援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3:839.，实际是执行了赋重的“汉律”，而马援恢复了赋轻的“越律”。蜀汉初，首任庲降都督邓方“轻财”*[西晋]陈寿.三国志·蜀书·赞[M].孙盛注本.北京:中华书局,1999:800.，大致执行了贡赋模式；以后张翼“持法严，不得殊宿俗和”，应是郡县模式；霍弋则“抚和异俗，为之立法施教，轻重允当”*[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M].任乃强校注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247.，应是部都尉模式。当然，蜀汉对南中各族的赋役虽是“军资所出，国以富饶”*[西晋]陈寿.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M].注引[三国]张俨.默记·述佐篇[M].北京:中华书局,1999:683.，实际“自丞相亮南征，兵势逼之，穷乃幸从。是后供出官赋，取以给兵，以为愁怨”*[西晋]陈寿.三国志·蜀书·谯周传[M].孙盛注本.北京:中华书局,1999:763.。 蜀汉还迁永昌郡“濮民数千落于云南、建宁界，以实二郡”*[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M].任乃强校注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286.，可能采用类似东汉民屯的方式。中平三年(186年)，傅燮为凉州汉阳太守，“叛羌怀其恩化，并来降付，乃广开屯田，列置四十余营”*[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傅燮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3:1877.。汉代移民屯田有一定的扶持，如“予冬夏衣，廪食”，“先为室屋，具田器”等。*[东汉]班固.汉书·晁错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2:2286.移民除屯田外还有训练、自救任务，但无劳役。耕地“班田七顷，给弛刑十七人”*张凤.汉晋西陲木简汇编[M].上海:上海有正书局,1931:56.，略少或等同于内地的“一夫百亩”*宁可.有关汉代农业生产的几个数字[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3).。但屯地为官地，开始以类似“假民公田”分配给屯民，税赋类似“收其假税”*[东汉]班固.汉书·元帝纪[M].李斐注.北京:中华书局,1962:286.，大致是“率亩四斗”*张凤.汉晋西陲木简汇编[M].上海:上海有正书局,1931:56.。扶持阶段结束，屯民转为普通农民，屯地大致以授田型“假民公田”转为私田，*高敏.论汉代“假民公田”制的两种类型[J].求索,1985，(1).赋役恢复正常。 晋灭吴后，规定“夷人输賨布，户一匹，远者或一丈。……远夷不课田者输义米，户三斛，远者五斗，极远者输算钱，人二十八文”*[唐]房玄龄，等.晋书·食货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4:790.，少数民族赋税仍低于同类民户水平，但制度化程度提高，地方裁量权受到压缩。南中“皆依(霍)弋故事”，继续属部都尉赋役模式。至太康五年(284年)，“李毅为南夷校尉，统五十八部夷族都监行事。每夷供贡南夷府，入牛、金、旃、马，动以万计，……其供郡县亦然”*[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M].任乃强校注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247.。一些新归附的民族仍纳贡，太康十年，“西南夷二十余国来献”*[唐]房玄龄，等.晋书·武帝纪[M].北京:中华书局,1974:80.。 永宁元年(301年)，李特举兵益州，晋汉均调动南中各族军队，晋“南夷校尉李毅遣叟兵助(益州刺史罗)尚”*[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大同志[M].任乃强校注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459.，李雄则“诱使建宁夷”讨李毅。*[唐]房玄龄，等.晋书·李雄载记[M].北京:中华书局,1974:3037.成汉初，“宽和政役”，但很快“纲纪莫称”，对南中各族也是“动以虏获为先”*[东晋]常璩.华阳国志·李特雄期寿势志[M].任乃强校注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485.。 东晋，“诸蛮陬俚洞沾沐王化者，各随轻重，收其赕物，……历宋、齐、梁、陈，皆因而不改”*[唐]魏征.隋书·食货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2:673.，少数民族赋税退回部都尉模式。但南中北部僚人“与夏人参居者，颇输租赋；在深山者，仍不为编户”，不纳“赕物”可能面临讨伐，“梁、益二州岁伐獠，以裨润公私，颇藉为利”*[唐]李延寿.北史·僚传[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3155.。而前秦据蜀期间，“西南夷海东诸国皆遣使贡其方物”*[唐]房玄龄，等.晋书·苻坚载记[M].北京:中华书局,1974:2904.。 刘宋，在荆雍规定“蛮民顺附者，一户输谷数斛，其余无杂调。……无徭役”*[南朝·梁]沈约.宋书·夷蛮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2396.，宁州也可能类似。萧齐，越巂为益州“僚郡”，各族仍有税赋，大度村僚不纳“租赕”，“男女无少长皆斩之”*[南朝·梁]萧子显.南齐书·陈显达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2:489.。而宁州“诸爨氏强族恃远擅命”*[南朝·梁]萧子显.南齐书·州郡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2:303.，控制了各族赋役。萧梁初，“夜郎、滇池，解辫请职”*[南朝·梁]邱迟.与陈伯之书[A].[梁]萧统.昭明文选·卷四十三[M].北京:京华出版社,2000:1943.，一些民族有贡纳。大同三年(537年)，萧纪开南中，“贡献方物，十倍前人”*[唐]李延寿.南史·武陵王萧纪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1328.，承担贡赋的民族和贡赋规模都有增加。 西魏，“西南夷威怀允洽”*[清]王昶.金石萃编·卷八十二·尉迟迥庙碑[M].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0:168.，南中各族应有贡纳。北周，各族对控制南宁州的爨氏也有赋役，“闻彼人苦其苛政，思被皇风”*[唐]魏征.隋书·梁睿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2:1126.；而南中北部僚人“与华人杂居者，亦颇从赋役”，不从者亦“出兵讨之”*[唐]李延寿.北史·僚传[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3156～3157.。 五、对经济部门的治理 在矿业方面，南中多矿产，按东汉制度“凡郡县出盐多者置盐官，主盐税。出铁多者置铁官，主鼓铸。有工多者置工官，主工税物”*[南朝·宋]范晔.后汉书·百官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3:3625.，蜀汉置“司盐校尉，较盐铁之利”*[西晋]陈寿.三国志·蜀书·王连传[M].孙盛注本.北京:中华书局,1999:749.，又置“司金中郎将，典作农战之器”*[西晋]陈寿.三国志·蜀书·张裔传[M].北京:中华书局,1999:750.，在南中也“出其金、银、丹……给军国之用”*[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M].任乃强校注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241.，“云南旧有银窟数十，刘禅时，岁常纳贡”*[晋]魏完.南中八郡志·卷八〇三[A].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第一卷)[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357.。甚至以武力夺取矿产，越嶲“旧出盐铁及漆，而夷徼久自固食。(张)嶷率所领夺取，署长吏焉。……遂获盐铁，器用周赡”*[西晋]陈寿.三国志·蜀书·张嶷传[M].孙盛注本.北京:中华书局,1999:779.。西晋宁州设“铁官令”，“供贡南夷府”有“金”；东晋南中“有盐官”*[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M].任乃强校注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279.。刘宋“山湖之禁，虽有旧科”，但“富强者兼岭而占”*[南朝·梁]沈约.宋书·羊希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1537.，南中矿产也多为大姓和夷帅占有，但“黥刖之制”中规定，因劫“徙付(交、梁、宁等)远州。若遇赦，原断徒犹黥面，依旧补冶士”*[唐]李延寿.南史·宋明帝本纪[M].北京:中华书局,1975:81.，宁州应有官冶。萧纪开南中，“内修耕桑盐铁之功”*[唐]李延寿.南史·武陵王萧纪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1332.，对盐铁应也有控制。梁堆墓中出土大量“出自于南中”的青铜、金银和铁器，“一般来说都由官府或大姓的手工作坊生产”*尹建东、陈斌.论汉晋时期南中大姓经济的构成及发展特点[J].学术探索,2013,(7).，大致是“多发调工巧，造作器物”*[南朝·梁]沈约.宋书·刘敬宣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1412.。齐、梁南中官府或大姓手工作坊工匠也应“可悉开番假”*[南朝·梁]萧子显.南齐书·明帝纪[M].北京:中华书局,1972:86.，甚至“皆资雇借”*[唐]姚思廉.梁书·贺琛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3:548.。南中各族对矿产也有争夺，北周“蛮夷酋长皆服金冠，以金多者为豪俊，由此递相陵夺”*[唐]魏征.隋书·梁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2:1479.。 在制革、纺织方面，南中贡赋中蜀汉有“犀革”*[西晋]陈寿.三国志·蜀书·李恢传[M].孙盛注本.北京:中华书局,1999:775.，西晋“每夷供贡南夷府”有“旃”*[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M].任乃强校注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247.。永昌有蚕桑、绵绢、采帛、文绣、桐华布、阑干细布、罽旄、帛叠，*[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M].任乃强校注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285～286.西晋“夷人输賨布”，南朝“蛮陬赕布”*[唐]房玄龄，等.晋书·食货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4:783.。西魏、北周，南中北部僚人也“能为细布”*[唐]李延寿.北史·僚传[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3155.。梁堆墓还出土大量陶器，说明“当时可能已有专门生产陶制明器的作坊”*何跃华.云南通史(第二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140.。 在贸易方面，南中与内地一直保持着贸易往来。蜀汉章武三年(223年)，“南中诸郡并皆叛乱，亮以新遭大丧，故未便加兵”*[西晋]陈寿.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M].孙盛注本.北京:中华书局,1999:682.，但“闭关息民”*[西晋]陈寿.三国志·蜀书·后主传[M].孙盛注本.北京:中华书局,1999:666.，封锁了对南中的贸易。两晋，“庲降贾子，左儋七里”，尽管路程艰险，仍有商贾往来于滇东与蜀地间；兴古郡“有桄榔木，可以作面”，永昌郡产的桐华布也“卖与人”*[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M].任乃强校注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286.，成都市场“布有橦华，麫有桄榔”*[西晋]左思.蜀都赋[A].[梁]萧统.昭明文选·卷四[M].北京:京华出版社,2000:180.；兴古有科藤，“乌浒人往往卖之”*[北宋]李昉.太平御览·卷九九五·百卉部二·藤[M].引[西晋]嵇含.南方草物状[M].北京:中华书局,1960:4407.。南中也是内地与海外进行贸易的重要通道，两晋永昌郡有“水精靃、琉璃、轲虫、蚌珠”*[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M].任乃强校注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286.，很多是徼外特产，所谓大秦“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异物”*[西晋]陈寿.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M].注引[三国·魏]鱼豢.魏略·西戎传[M].北京:中华书局,1999:638.。萧梁，萧纪开南中，“外通商贾远方之利”*[唐]李延寿.南史·武陵王萧纪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1332.，可能仍有海外贸易。 此外，南中与内地的奴隶贸易及掠奴仍受内地奴隶政策和需求影响。蜀汉大致袭汉制，奴婢既是人口，征口算；*[东汉]班固.汉书·惠帝纪[M].注引应劭.北京:中华书局,1962:91.又是资产，征算訾，*[东汉]班固.汉书·景帝纪[M].颜注引服虔.北京:中华书局,1962:152.诸葛亮作图谱，“夷甚重之，许致生口直”*[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M].任乃强校注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247.。西晋南朝奴婢记入资簿，“有司簿阅(石)崇水碓三十余区，苍头八百余人，他珍宝、货贿、田宅称是”*[唐]房玄龄，等.晋书·石崇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1008.；刘裕“先因军事所发奴僮，各还本主；若死亡及勋劳破免，亦依限还直”*[南朝·梁]沈约.宋书·武帝纪[M].北京:中华书局,1974:55.。萧齐时奴婢一人抵米六斗或值钱五至七千。*[南朝·梁]任昉.奏弹刘整[M].全梁文·卷四十三[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457.西魏、北周袭北魏，授田“奴婢依良”，税赋“八口当未娶者四”*[北齐]魏收.魏书·食货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4:2855.，土地及受田的奴、牛进入“计帐户籍”*山本达郎.敦煌发现讨帐式的文书残简:大英博物馆所藏斯坦因带来的汉文文书六一三号[J].武汉大学历史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C].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1，(3),1982，(4).。官私均使用奴隶，蜀汉“奴执耕稼，婢典炊爨”*[西晋]陈寿.三国志·蜀书·杨戏传[M].注引[东晋]习凿齿.襄阳记[M].北京:中华书局,1999:801.；西晋“以邺奚官奴婢著新城，代田兵种稻”*[唐]房玄龄，等.晋书·食货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4:787.；东晋谢家“僮仆千人”，至刘宋“奴僮犹有数百人”*[南朝·梁]沈约.宋书·谢弘徽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1593.。南中各族及进入南中的军队仍掠奴贩奴。西晋五苓夷帅于陵承“没吏民”*[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M].任乃强校注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254.；王逊“征伐诸夷，俘馘千计”*[唐]房玄龄，等.晋书·王逊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2110.；东晋牂柯仍出“僮仆”*[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M].任乃强校注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260.。北周征讨南中北部僚人，“获其生口，以充贱隶”，“复有商旅往来者，亦资以为货，公卿逮于人庶之家，有僚口者多矣”；僚人“平常劫掠，卖取猪狗而已”，“尤尚淫祀，……至有卖其昆季妻孥尽者，乃自卖以供祭焉”*[唐]李延寿.北史·獠传[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3155.。 蜀汉有“官市”*[西晋]陈寿.三国志·蜀书·刘巴传[M].注引[西晋]司马彪.零陵先贤传[M].北京:中华书局,1999:729.，“军市”有“军市候”*[西晋]陈寿.三国志·魏书·仓慈传[M].注引[三国·魏]鱼豢.魏略[M].北京:中华书局,1999:386.，南朝“大市备置官司”*[唐]魏征.隋书·食货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2:689.。东晋“凡货卖奴婢马牛田宅，有文券，率钱一万，输估四百入官，卖者三百，买者一百。无文券者，随物所堪，亦百分收四，名为散估。历宋、齐、梁、陈，如此以为常”*[唐]魏征.隋书·食货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2:689.。汉至南朝关津税均是“十分税一”*[唐]魏征.隋书·食货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2:689.，但南朝“军人、士人、二品清官，并无关市之税”*[唐]李延寿.南史·恩倖传·沈客卿[M].北京:中华书局,1975:1940.。西魏“税市入者，人一钱，……后周闵帝初，除市门税。及宣帝即位，复兴入市之税，每人一钱”*[宋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四·征榷考一[M].北京:中华书局,1986:考144.。由于关市之税多由地方控制，*官士刚.东晋南朝估税初探[J].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2).南中官员及大姓也有征税需求。 南中贸易多用金银、缯帛，大致也是“钱之不用，由于兵乱积久”*[唐]房玄龄，等.晋书·食货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4:796.，蜀汉令大姓“出金帛，聘策恶夷”*[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241.，至唐仍“不用钱，凡交易……，以缯帛幂数计之”*[清]纪昀，等.四库全书·史部·蛮书·卷八·蛮夷风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3.。但南中仍有内地钱币和各式钱纹砖出土，显示铜钱的普遍使用进而作为财富的象征。*何跃华.云南通史(第二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321～322. 六、结　语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控制南中各政权延续秦汉的经济治理并取得一些成绩。一是秦汉以后南中与内地已形成不可分割政治经济体，铁器、牛耕等先进的生产方式在南中继续得到推广，尽管南中一些地区长期实际为大姓和夷帅控制，他们也常叛降于内地的不同政权，但始终奉内地政权为正朔，各政权的制度总体上得到了执行。二是对南中的经济治理既照顾了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实际，也考虑了边疆政策与内地政策的协调，使经济政策与政治、军事政策一样成为各政权对南中政策的基本组成部分，并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进一步制度化的趋势。 但对南中的经济治理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内地政权更迭频繁、战乱不断，使得多数政权无力对南中实施更加深入、稳定的经济治理，制度执行也有限；二是汉重夷轻的赋役制度很大程度影响了汉民的积极性，成为汉民夷化的重要经济原因，在中央对大姓荫户限制的情况下，也促使大姓纵容甚至指使部曲“夷化”；三是大姓对部曲的控制不仅分割了中央对赋役的控制，成为大姓割据和在不同政权间叛降的经济社会基础，还严重干扰了内地王朝对南中的经济治理；四是向内地迁徙南中人口和在南中的掠奴，影响了南中的经济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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