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的英译研究至关重要，是中华传统文化对外传输的一条重要渠道。多年来，国内外对《红楼梦》文化及其翻译的研究长盛不衰，内容涉及宗教思想、历史人物、哲学观念、诗词曲赋、称谓、服饰、饮食、花草、茗茶和美酒文化等诸多方面。然而，笔者检索中国期刊网(CNKI)上自1983年3月至2010年4月的8255篇以“红楼梦”为题名的相关论文(含学位、会议论文)，发现无一篇论文将中医药及其文化的翻译作为专项课题加以研究，即便是仅仅局囿于探讨《红楼梦》与中医药文化的关系的论文也只有6篇①。可是，据统计，“《红楼梦》中涉及的医药卫生知识290多处，5万余字，使用的医学术语161条，描写的病例114种，中医病案13个，方剂45个，中药125种”[1]1。一部小说浸染了如此丰厚的中医中药文化底蕴，在中外文学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因此，在翻译《红楼梦》中的这些中医中药名称及其相关概念术语的过程中，如何努力做到既要保留源语文化底色，又能顺应译入语的语言习惯，的确是一个值得慎重考虑的问题。

一、接受美学与《红楼梦》的中医药文化英译

进入 20世纪后，西方哲学发生了令人瞩目的语言论转向，即由认识论的主体哲学转向语言论的解释哲学。这一“转世”，使得西方文学批评理论随之发生范式革命：作者中心论→文本中心论→读者中心论，接受美学应运而生。

作为一种文艺美学思潮，接受美学(Aesthetics of Reception)又称作“接受理论”(Reception Theory)，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由原联邦德国康斯坦茨学派的两大代表人物姚斯(Hans Robert Jauss)和伊瑟尔(Wolfgang Iser)在《提出挑战的文学史》(1969)与《文本的召唤结构》(1970)这两部著作中提出，而伽达默尔(Gadamer)的阐释学和胡塞尔(Hussel)的现象学也为其提供了理论基础，其基本主张是：“接受者的审美能动性起着关键作用。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必须考虑到读者的这种审美能动性，并选择与原文审美构成相适应的审美再现手段”[2]296。

伊瑟尔主要采用“文本分析的方法”，对文本结构内部的阅读反应作一般的现象学分析，提出了意义空白说和意义未定论。在他看来，“文学作品本身是包含着思想感情的形象体系，是一种具有内在生命和活力的‘召唤结构’(Appealing Structure）。它具有许多‘不确定性’(indeterminacy)和‘空白’(gap)”[3]、“文本的意义依赖于读者的创造性并且要靠其想象去填补文本中的所谓空白”[4]78。换言之，文学作品的意义源于文本本身与读者赋予这两个方面。姚斯则强调“历史学——社会学的方法”，主张文学接受的历史性，关注重建历史与美学统一的研究方法论，提出了期待视野观点和审美经验理论。他认为，“读者根据自己的经验和知识结构，即‘期待视野’(Horizon of Expectation)进行思考，……对‘未定点’作出自己的理解过程，就是将文本这一结构进行‘具体化’，从而使之成为具有一定意义的‘作品’的过程”[5]222。然而，对文本原始意义的理解，离不开作为第一读者的译者的期待视野，这就需要发挥译者的主体意识和创造性，在翻译过程中力图实现译语读者与译语文本之间的“视阈融合”(Fusion of Horizons)[6]10。

将接受美学引入《红楼梦》翻译研究，为其中医中药文化的英译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与研究方法。依据接受美学理论，“翻译既然是一种创作，那么译者就有他的‘意向读者’和‘潜在读者’，译者为了充分实现其翻译价值，使译作在本土文化语境中得到认同或发挥特定作用，他在原文选择和翻译过程中，就必须关注其潜在读者的‘期待视野’，从而决定其相应的翻译策略。”[7]23因而，译者的主体意识和创造性在《红楼梦》的中医中药文化英译中的作用非常重要。由于西方读者中既包括少数掌握较多中医中药知识的学习者和医务工作者，又包含大量对中医中药文化知之甚少的普通读者，所以，他们对《红楼梦》的中医中药文化英译有着千差万别的“期待视野”和“审美要求”，这就要求《红楼梦》译者首先要以源语文本第一读者的“期待视野”去解读其中医中药文化的内涵意蕴，再以译入语作者的身份对目的语读者的“期待视野”进行合理预测，然后发挥译者的主体性作用，选择适当的翻译策略来诠释源语文本的价值，最终形成作者、译者与读者之间的“视阈融合”，彰显《红楼梦》文本的中医中药文化特征。

自1830年至今，《红楼梦》先后出现了9种英译本②。在这些译本中，影响最大、享誉最高的当属大卫·霍克斯和约翰·闵福德(David Hawkes & John Minford)共同完成的The Story of the Stone (以下简称霍译)以及杨宪益、戴乃迭夫妇(Yang Hsien-Yi and Gladys Yang)的译作A Dream of Red Mansions(以下简称杨译)这两种版本。笔者选择霍氏与杨氏两种译本以及曹雪芹、高鹗合著的《红楼梦》原著作为研究载体，以接受美学为指导，通过对比分析这两种英译本的相关译例的相似点与差异，阐释中医中药文化英译的不同策略及其得失。

文章来源：《云南中医中药杂志》 网址: http://www.ynzyzyzz.cn/qikandaodu/2021/0204/58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