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疗效显著的方剂，不仅选药精确，结构严谨，而且方中每味药的用量也是非常合理的。在临床上，药量的大小往往起者举足轻重的作用。

先贤以实践经验创制了许多疗效卓越的方剂，其中有药量独重者，有药量独轻者，或药量重轻并见者，或药量之间遵循一定比例者，真是奥妙无穷。

今不揣浅陋，试从以下四个方面论述之。

1

药量独重者

方有主次，方中君药是针对主证病因起主要治疗作用的药物，用量宜大，尤其在一些方剂中，为取得更好疗效，君药用量须特别加重。

李东垣在《脾胃论》中说：“君药分量最多，臣药次之，佐药又次之。不可令臣过于君，君臣有序，相与宣摄，则可以御邪除病矣。”

君药的主导地位可窥见一斑。

是故，桂枝汤加大量饴糖（一升），并倍用芍药后，不再以桂枝解肌为中心，而是以饴糖甘温健脾为主，取“脾欲缓，急食甘以缓之”之义，解表之剂的桂枝汤一跃而变为温中补虚的小建中汤。

内中风证乃阴亏阳亢、气血逆乱并走于上所致，《素问·调经论》谓：“血之与气，并走于上，则为大厥。”

是故镇肝熄风汤重用性善下行的牛膝（30克）引血下行，折其亢阳，并滋养肝肾。

而补阳还五汤方中，重用生黄芪（125克），使黄芪的用量五倍于全部活血化瘀药的总量，使之力专而性走，周行全身，大补元气，则气旺而血行。

主治瘟疫的清瘟败毒饮，重用生石膏为君（最大至250克），直清胃热。

盖阳明胃为水谷之海，气血生化之源，十二经脉之气皆来源于胃，阳明又为多气多血之经，阳明胃热得清，则十二经之火自消，淫热自退。

此外，一些药物虽不是方中的君药，但根据病情需要而加重使用的，亦应引起注意。

如逐痰峻剂滚痰丸，虽以礞石镇坠为君，但大黄、黄芩用量较大，旨在荡涤实热，以开痰火下行之路，使痰积从肠道排出，则癫狂惊悸诸证可瘥。

2

药量独轻者

一种情况是作为方剂中的佐药，针对的是次要证候，或“因主药之偏而为监制之用”，药量宜小。

尤其是反佐药，为大剂热药或寒药中反佐性味相反的药，用量一定要小，方不致喧宾夺主。

如芍药汤主治湿热痢，证属热证，何以方中再用辛热之肉桂？

盖于行血调气、清热解毒药中反佐少量肉桂，一则取其辛温行血，二则防大量苦寒药伤胃之弊，且少量肉桂得大量苦寒之品，则无辛热助火之虑。

一贯煎主治肝肾阴虚、肝气不舒之证，为滋养肝肾药少加疏肝理气之川楝子（5克）而成。

张山雷说：“独加一味川楝子，以调肝木之横逆，能顺其条达之性，是为涵养肝阴无上良药。”

可见用少量佐药能纠正主药之偏，消除主药的副作用，从而增强整个方剂的功效。

另一种药量独轻者，不仅因为该药是佐药，更因为该药在药物配伍中有着特殊意义，不可不知。

如人参败毒散方中，人参用量须小，目的不在于单纯补虚，而在于通过扶持正气而驱邪外出。

正如清代喻嘉言所论：“用人参三五七分入表药中，少助元气以为驱邪之主。使邪气得药一涌而出，全非补养虚弱之意也。”

更妙的是《金匮》肾气丸，主治肾阳不足诸证，却不以补阳药为主，反以众多补阴药纳入不及补阴药量的十分之一的桂枝和附子，旨在阴中求阳，取“少火生气”之义，即以微微之火以生肾气。

3

轻重并用者

在某些方剂中，不仅有药量独重者，同时亦见药量独轻者。

如主治肺痿的麦门冬汤，重用麦冬（七升）养阴润燥，以清虚热，佐以少量半夏（一升）降逆下气，化其涎沫，半夏虽属辛温之性，但与大量麦冬配伍，则不嫌其燥，且麦冬得半夏则滋而不腻，相反相成。

又有主治阴疽的阳和汤，须重用熟地（30克）和鹿角胶（9克）滋养精血，在精血充足的基础上，用少量麻黄（1.5克）发越阳气，开其腠理，则能使寒凝之毒从外而解。

完带汤重用白术（30克）、山药（30克）健脾除湿，尤妙在用小量柴胡（1.8克）、黑芥穗（1.5克）、陈皮（1.5克）升提肝气，理气健脾，收湿止带。

岳美中教授评论说：“方中山药、白术用量可谓大矣，陈皮、柴胡、黑芥穗用量可谓小矣。大者补养，小者消散，寓补于散，寄消于升，用量奇而可法，不失古人君臣佐使制方之义。”

4

药量成比例者

一个方剂中的药物除了有主次之外，各药之间又相互影响，或相须，或相使，或相畏，或相杀等等，错综复杂，一些药物之间遵循着一定比例关系才能发挥较好疗效，因此，先贤对一些药物之间固定的比例是严格要求的。

文章来源：《云南中医中药杂志》 网址: http://www.ynzyzyzz.cn/zonghexinwen/2021/0315/672.html